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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華民族共同先祖的確認

時間:2006年10月09日 作者:佚名 信息來源:本站原創 點擊:

                                       王  劍
   【摘 要】民族先祖是民族凝聚力的紐帶。民族先祖地位的確認是歷史地形成的,具有復雜的歷史和政治原因。一般認為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是“炎黃”,但這種認定未必全面。太昊伏羲是多民族融合的代表,以“羲黃”代替“炎黃”作為我們民族的共同先祖更具有廣泛意義。
   【關鍵詞】民族先祖;炎黃;羲黃;太昊伏羲
   【中圖分類號】C9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項目來源:本文為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研究2001年度項目“陳楚地域文化的形成及其在中華早期文化中的地位及影響”(2001GZH001)成果之一

  作者簡介:王劍(1964—),男,河南淮陽人,周口師范學院中文系副教授,現為華東師范大學訪問學者,主要研究方向為文藝學及文化學。


論中華民族共同先祖的確認
——兼及“羲黃文化”


  【摘 要】民族先祖是民族凝聚力的紐帶。民族先祖地位的確認是歷史地形成的,具有復雜的歷史和政治原因。一般認為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是“炎黃”,但這種認定未必全面。太昊伏羲是多民族融合的代表,以“羲黃”代替“炎黃”作為我們民族的共同先祖更具有廣泛意義。
  【關鍵詞】民族先祖;炎黃;羲黃;太昊伏羲
  【中圖分類號】C9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木本乎根,人本乎祖。民族先祖是民族精神的支柱,是民族凝聚力的紐帶,也是神圣血緣觀念的具體表現。一個民族先祖地位的確立,有歷史的因素,政治的因素,同時也是多種文化相互融匯的結果。中華民族是以漢民族為主體,由多民族共同組成的民族共同體,中華民族共同先祖是國人歷經千百年反復審慎地選擇而確立起來的民族血緣和民族文化的代表。
  按照一般的說法,我們中華民族共同祖先被認為是炎帝、黃帝,中華兒女共同為“炎黃子孫”。幾千年來,炎黃文化對于中華民族的形成和凝聚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炎黃的始祖地位是歷史地形成的,具有復雜的歷史和政治原因,但是,炎帝、黃帝同屬于華夏一族,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漢族人口最多,而漢民族也是在漫長在發展過程中由各個部族混血形成的,并不止于炎黃為代表的華夏一族。所以,以炎黃一系作為中華民族唯此獨尊的文明源頭,與中華文明多元起源的實際情形并不相符,將所有中華兒女同視為“炎黃子孫”也未必全面、正確。

  一 對于民族共同先祖的理解,首先應該明確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民族先祖只是一個象征,或者說只是存在于人們心中的一種觀念,他在歷史上是否確有其人并不重要;第二,對于一個民族先祖的認定,是從遠古的傳說到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逐漸確立起來的;第三,一個民族先祖,應具有民族文化廣泛的代表性,必須得到構成本民族成員的廣泛的認同。
人們對于歷史的認識的本身也是歷史性的。歷史事實是一回事,對歷史的記憶是一回事,對于歷史的表述又是一回事。“十口為古”,文明社會之初,人類已經有了歷史意識,并通過口耳相傳保存歷史記憶。隨著文明的演進,歷史內涵的日漸豐富,人們對歷史思考和探究越來越深入,這種思考和探究具體說就是對文明事實的一種根源性的說明。如人們有了房屋、宮殿,便試圖構想一位最早的建筑師;人們靠農業而生活,知道百草可以治病,便試圖構想出農業和醫藥的發明者。而對于個人和種族本身,則要試圖構想出一個自所從來的先祖。
  當然,這也必然使遠古歷史真假難辨。因為一方面通過口耳相傳,先民們確實保存了一定的歷史記憶,但另一方面,由于歷史意識本身的歷史性,先民們探究和傳誦歷史時,難免出于對歷史的理解而附會歷史,因而可能有虛構的成份。對此,顧頡剛先生提出中國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的觀點。其大意有三:(一)時代愈后,傳說的古史期愈長;(二)時代愈后,傳說中的人物形象愈高大;(三)即便對某一歷史人物或事件是否屬實尚無把握,但亦可知其在傳說中的最早狀況。因而,顧頡剛及其古史辨派認為傳說中的“三皇五帝”都是虛構出來的人物。而且越往后,虛構的歷史越早,人物的功業越大。
  顧頡剛的“層累說”符合中國歷史的實際,并對20世紀中國史學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不過,“疑古”的態度固然是正確的,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對傳說中的古史采取虛無主義的態度一筆抹殺,認為其毫無價值。古人“層累地造成的歷史”雖然有不少虛構的成份,但我們更應該看到的是,“層累”地造成的古史,一方面有著極其深在的內因,與人們歷史意識的自覺和發展緊密相關,是人類心智和思想逐步進化的結果,另一方面,這些古史也不是完全憑空捏造,而是有它的歷史原型的,它是古人將神話歷史化的結果。上古神話與歷史之間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系,神話中包含著豐富的歷史內容,這是上古歷史和神話的實質所在。
  因此,對于中華民族先祖的認識,也應該采取這樣的態度。他在歷史上未必確有其人,可能是一個神話人物,甚至可能只是來源于一個觀念,但在他身上卻蘊含著豐富的歷史內涵和文化基因。他是人們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選擇和確立起來的一個民族文化的象征,在他身上體現著一個民族血緣和民族文化觀念的形成過程。

 二 炎帝和黃帝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共同始祖,這已是國人的共識。但炎帝尚且不論,既便是對于后世影響最大的黃帝,他是否確有其人?其始祖地位是如何確立的?對此,其實早在司馬遷時代即已爭訟甚夥。
  據古籍所載,黃帝在歷史上是存在的。《逸周書》、《山海經》、《國語》、《大戴禮》、《呂氏春秋》、《史記》等言之鑿鑿。《國語•晉語四》載:“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有父有母有兄弟。司馬遷更詳細地開列出黃帝的子孫世系,將中原各部落先祖集于其蔭澤之下,認為中華各族皆源出黃帝一脈。而且,我們看到,正如顧頡剛先生所指出的,黃帝傳說是“層累”地造成的,越是晚出的文獻,黃帝的記載越詳細,功業越卓勛。但這其中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黃帝傳說始于周代以后;第二個問題與前一個問題相連,周代及以后的治史者乃從華夏大一統的政治需要出發而強調黃帝的始祖地位,以突出統治者的正統地位,并以此來統領中原各部族。
  《逸周書》、《山海經》、《國語》、《大戴禮》等都是周代以后的典籍,在此之前的文獻中根本沒有提到黃帝。如《尚書》從堯寫起,整個一部《尚書》沒有出現“黃帝”字樣,甲骨文中也未見“黃帝”。黃帝及其名號的來源可能有二:(一)每一個民族都有一個通過口耳相傳而保留在神話傳說中并在宗教祭祀中尊崇的始祖和神祗,黃帝的原型就是華夏族所崇祀的始祖和神祗,也就是說,他首先只是一個神話傳說中的人物;(二)黃帝的名號源于“五方”觀念。從甲骨文看,殷人已有了五方的觀念,卜辭中就有東南西北四土受年的記載。“四土”加上“中商”就是“五方”。五方觀念大約在西周初年開始演化為“五方色”的觀念,以“五色”顯示“五方”。《逸周書•作洛》載:“周公……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釁以黃土。”周人起于黃土高原的陜地,以黃色為貴。沿襲殷人五方觀念,周人也將天下劃分為五方,并以五方色稱五方之帝。王權所在地洛陽為中土,中土為黃,則國稱“中國”,帝稱“黃帝”。《淮南子•天文訓》說:“中央土也,其帝黃帝”。所以,黃帝在周代的出現,與當時的政治理念有關,是加強中央集權統治的需要,也就是說,黃帝只不過是一種政治理念的形態化。
  正是由于黃帝是華夏族為加強對中原各族統領而產生的一個政治理念形態,所以到了漢代,司馬遷從華夏大一統的觀念出發,推演出黃帝世系。他在《五帝本紀》和《夏本紀》中演繹說,黃帝與炎帝為兄弟,黃帝有二子,即昌意和玄囂;玄囂生帝嚳,堯為帝嚳之子;昌意生顓頊,舜和禹為顓頊之裔孫。司馬遷說“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帝禹為夏后而別氏”。這種關于血統承繼關系的說法,實際上是對統治集團正統地位的肯定。即是說堯、舜乃至夏、商、周各代皆前承黃帝、炎帝,是以炎黃為代表的華夏民族集團的正統承繼者。
  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后論中說:“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訓,薦紳先生難言之。”司馬遷提到當時“學者”、“百家”、“薦紳先生”、孔子所傳和他本人所訪,以及《春秋》、《國語》中有關五帝和黃帝的傳說和記載,得出結論說“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于他說”。但他毅然突破《尚書》自堯開始記載的界限,把黃帝“著為本紀書首”,從而確立了黃帝的中華民族先祖地位。《史記》這部中國史學上第一部通史正著對黃帝民族先祖地位的確認,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影響深遠,對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的陶鑄意義重大。

  三 正統的中國史觀認為,中華文明起源于華夏一族,從炎黃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一脈相承,《史記》以降的中國正史都是按照這一模式排列下來。這種一元論的文明起源說在幾千年的史學傳統中一直居于支配地位。同時,炎黃文化作為悠久的中華文化的源頭,受到歷史上的史學家、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承認和尊崇,這種承認與尊崇因為具有長久的歷史而形成為一種穩定的、巨大的精神力量。而且炎黃文化作為一種觀念形態和歷史傳統,在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上發揮了持久的、恢宏的凝聚作用。但是,近半個世紀以來,隨著田野考古和對遠古各部族集團的研究,學界對中華文明的起源有了新的認識。從考古材料中,人們看到,早在新石器時期,中華大地上的文明生長點猶如滿天斗,亦如山花遍地。考古發現新石器時代中華各個區域人體遺骸呈現出蒙古人種具有不同類型,這與當時各文化區域劃分相吻合。運用遠古傳說與新石器時代考古發現相結合所追溯的遠古各部落集團及各部落集團的分化與融合等,都證明中華民族起源具有鮮明的多元性的特點。因而,以炎黃為代表的華夏文化為中華文明起源的唯一源頭的觀念應得到新的修正。
  漢民族是中華民族的主體,就其族源而論,一般認為,漢民族早期血脈來自于三大族團。徐旭生說:“把我國較古的傳說總括起來看,華夏、夷、蠻三族實為秦漢間所稱的中國人的三個主要來源……此三集團對于古代的文化全有像樣的貢獻。他們中間的交通相當頻繁,始而相爭,繼而相親,參互錯綜,而歸結于同化。”   [1]此說得到了史學界廣泛的認同。華夏族團的發祥地在今陜西省黃土高原,東夷族團的地域范圍在今河南東部和山東、安徽一帶,苗蠻族團地域以今湖北、湖南為中心。這三大族團互相斗爭,后又和平共處,到秦漢之際,歸于完全同化,形成漢族的主體血脈。
  三大族團的相爭相斗與最終和合為一的過程,從各族始祖神祗的名號中也可以體現出來。華夏族團由黃帝和炎帝兩支融合而成。黃帝族起源于黃土高原上,畔姬水,得姬姓;炎帝源于渭河上游,畔姜水,得姜姓。二者肯定是經過了很長一段歷史時期而合并為華夏,共尊炎黃為始祖。華夏族團沿黃河東進中原,其勢力在三大族團中占絕對優勢,在軍事、政治和文化擴張中對中原各部族進行兼并和吸納。與此同時和稍后,東夷和苗蠻也在進行文化和血緣的交融和合。東夷部族(其后裔是殷商)的神祗和始祖是太昊(史籍或記為“太皞”),苗蠻部族(后與楚族融合)的神祗和始祖是伏羲(史籍或記為“庖犧”等),二者在秦漢時期融為一體,被視為一人,史稱“太昊伏羲氏”,太昊伏羲成為其共同尊奉的始祖。
  東夷是在中原可堪與華夏抗衡的部族,它與華夏的交往十分頻繁。從中華民族的形成來看,可以說一部中華民族的早期歷史就是華夷對舉的發展史。傅斯年說:“這兩個體系,因對峙而生爭斗,因爭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進展。夷與商屬于東系,夏與周屬于西系。”[2]在中國古史上建立最奪目光彩的殷商文化的是東夷一族,而周人只是來自西方的武力征服者。商的來源,據《詩經•商頌•玄鳥》謂:“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頌•長發》謂:“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這種以鳥為祖先來源的頌詩,已為甲骨文獻所證實,說明商屬于以鳥為圖騰的東夷部落集團。《左傳•昭公十七年》載:“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為鳥師而鳥名。”太昊氏世居于陳地,《左傳》、《史記》等史書記載:“陳,太昊之墟。”陳地即今河南淮陽,古稱“宛丘”,周代為陳國。淮陽今存太昊陵墓。
  伏羲是南方苗蠻集團的祖先神,此說聞一多先生論列甚詳,已是不爭之論。《山海經•海內經》謂:“有人曰苗民。有神焉,人首蛇身,長如轅,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維。”對此的訓釋當如聞一多所言,延維、委蛇,即漢畫像中交尾之伏羲、女媧,乃南方苗族之祖神[3]。古籍載伏羲蛇身人首。蛇是龍的原型。
  伏羲的北上并與太昊合稱,進而在中原諸神中取得顯赫地位,與楚族的南下苗蠻與北上中原有關。楚族源于中原,屈原《離騷》開篇即寫道:“帝高陽之苗裔,朕皇考曰伯庸。”他把自己的祖系追溯到顓頊高陽氏與重黎祝融氏那里。楚族的祖居地在今河南濮陽。《左傳•昭公十七年》:“衛,顓頊之虛也,故曰帝丘。”杜預注:“衛,今濮陽縣。昔顓頊氏居之,其城內有顓頊冢。”此地正處于華夏和東夷的交界地。《史記•楚世家》載:“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司馬遷列顓頊于華夏黃帝一系,而其實高陽顓頊氏與東夷的關系更為密切。《左傳•昭公八年》:“陳,顓頊之族也。”《山海經•大荒東經》:“東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國,少昊孺帝顓頊于此。”所以楚文化帶有濃重的東夷文化色彩。
  楚族南遷以前,在江漢一帶生活的是三苗之民,苗蠻族團在這里創造了較為先進的文化。夏、商時,楚族一支南遷到江漢一帶,與三苗之民相結合,這就是古代文獻中所稱的“荊楚”或“楚蠻”。《詩經•商頌•殷武》:“維女荊楚,居國南鄉”。周初,楚族鬻熊正式立國,歷代楚君篳路籃縷,以啟山林,使楚成為“撫有蠻夷,奄征南海”的南方大國。楚族南遷后,與南方土著居民苗蠻民族融合同化。這樣,它承受商文化的恩惠、周文化的浸潤,集中交融三代文化的精華,南遷后又吸收苗蠻文化的營養,從而滋長為具有鮮明特色和強大生命力的楚文化,并成為中華文明的又一源頭活水。
  春秋末年,楚族急劇北擴,楚兩度滅陳,陳國歸楚所轄,東夷文化腹地陳國成為楚北方重鎮。進入戰國以后,楚國勢力牢牢控制陳地;戰國后期,楚都一度遷往陳地,楚文化與陳地原有的東夷文化交流、融匯。戰國時,楚國和秦國是當時最有可能統一天下的國家。《戰國策•楚策》蘇秦說:“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在秦統一中國之前,楚國已統治了大半個中國疆域。楚文化與東夷文化有著共同的淵源,再加之政治的因素,兩者自然地融匯在一起,共同以“太昊伏羲”作為先祖。
  考之于先秦器物,我們也可以看到負載著東夷文化(鳳圖騰)的楚族,南遷以后與南方苗蠻文化(龍圖騰)之間從相爭到相融的過程。商代玉器上的龍鳳合璧造型,往往是鳳大龍小,龍鳳之間也往往是相銜相咬的關系。到了春秋戰國以后,龍鳳合璧造型的形象與含義都發生了質的變化。它們往往成對出現,或顧盼,或曼舞,充滿和諧、歡快的氣氛。“龍鳳呈祥”——這已成為一種吉祥、和美的象征圖案。太昊、伏羲合稱,從圖騰文化意義上說,也正是龍鳳呈祥、民族和合的具有表現。
  秦統一中國,但時間短暫,二十多年的歷史對于文化的形成的影響畢竟是有限的。漢代統治雖然承繼了秦代的典章制度,但漢文化的的根源仍然是楚文化。“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秦漢之爭,取得最后勝利的是楚文化。所以漢代以后,太昊伏羲的地位越來越顯赫,位列炎、黃之上。
  史籍列太昊伏羲為三皇之一,確認其為黃帝之前的民族先祖。《白虎通•德順論》說:“三皇者何謂也,伏羲、女媧、神農是也。”晉皇甫謐《帝王世紀》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唐司馬貞《史記•補三皇本紀》以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班固《漢書•律歷志》引劉歆《世經》言:“庖犧繼天而王,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帝為太昊。”把伏羲推到三皇之首、百王之先的地位。《漢書•古今人表》中首敘伏羲,次列炎、黃;《漢書•律歷志序》引《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諸語,認為“稽之于《易》,炮犧、神農、黃帝相繼之世可知。”以太昊伏羲為歷史源頭。這就是說,在古帝王系統中,只有太昊伏羲氏是“繼天而王”的,因而他是百王之先,而炎、黃諸帝繼伏羲而王。其實司馬遷雖未敢為伏羲立傳,但他在《太史公自序》說:“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肯定了伏羲的文化貢獻。司馬遷突破《尚書》自堯開始記載的界限,從黃帝開始記起;而到了班固,則又突破《史記》的界限,將民族始祖定位于伏羲。其后梁代肖綺《〈拾遺記〉序》中說:“文起羲、炎”,唐司馬貞《史記索隱》引劉向言:“稽古羲黃,祖述堯舜。”唐高祖《修六代史詔》和唐太宗《修晉書詔》均以伏羲為中華文化的肇始者,所謂“伏羲以降,因秦斯及,兩漢繼緒,三國并命,迄于晉宋,載筆備焉”;“考龜文于羲載,辨鳥冊于軒年”。所以茅盾先生在《中國神話研究》中說:“太昊伏羲顯然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始祖。”
  在對太昊伏羲民族血緣先祖和文化始祖地位的選擇和確認的過程中,人們又逐漸把眾多的勛業歸加在他身上。歷代典籍對伏羲的文化貢獻所載甚多,歸結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面:(一)畫八卦,開啟文化之源。(二)確立了天文歷法。(三)發明網罟,教民漁獵。(四)養六畜以充庖廚。(五)定姓氏,制嫁娶。(六)造琴瑟,作音樂。魏陳思王曹植在拜謁陳地太昊伏羲陵時作《太昊宓犧氏贊》云:“木德風姓,八卦創焉;龍瑞名官,經地象天。庖廚祭祀,罟風魚畋;瑟以象時,神德道元。”對太昊伏羲的創世王業作了崇高的評價和禮贊。
  太昊伏羲氏還賦予了我們民族以總徽號——龍。《左傳•昭公十七年》載:“太昊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大量文獻和考古資料均證明,伏羲“人首蛇軀”。蛇是伏羲氏的圖騰。中華民族的總圖騰“龍”,正是以蛇為基礎,匯合了多民族圖騰而成的。聞一多在《伏羲考》一文中指出,龍是“由許多不同的圖騰糅合成的一種綜合體,因部落的兼并面產生的混合的圖騰”。龍的主體部分和基調則是蛇。“大概圖騰未合并以前,所謂龍者只是一種大蛇,這種蛇的名字叫做‘龍’,后來有一個以這種大蛇為圖騰的團族兼并了,吸收了許多別的形形色色的圖騰團族,大蛇這才接受了獸類的四腳、馬的頭、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魚的鱗和須……于是便成為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龍了。”[4]所以,龍圖騰的形成,象征了中華民族主體血脈的匯聚和文化的奠基。從此,普天下的中國人都有了一個共同的名字——“龍的傳人”,共同尊奉同一個祖先——伏羲。在伏羲的旗幟下,多民族團結和合,統一為中華一家。伏羲不僅是漢族尊奉的始祖,還是苗、瑤等族共奉的先祖。章太炎《  書•序種姓第十七》云:“懿亦建國大陸之上,廣員萬里,黔首浩穰,其始故不一族,太昊以降,力政經營,使姓合齊,以遵率王道者數矣。文字政教統一,其姓異者終且醇化,是故淳維姜(羌)戎。”太昊伏羲因此而成為中華民族血緣和文化的廣泛代表。

  四 現代學者在解釋“民族”的意義時,越來越多傾向于從種族血緣和文化傳統兩個方面來進行分析。我們在探討中華民族的歷史成因和民族先祖的確認過程時,要同時看到這兩個方面的因素。中華民族是經過幾千年的時間,融合了許多種族及其思想、感情、習俗、心理和意志而形成的民族。以此而論,從民族血緣和民族文化聚合、熔鑄的過程來看,以“羲黃”代替“炎黃”作為我們民族的共同先祖更為全面和符合實際,更具有廣泛的代表意義。

  參考文獻:
   [1]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M].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9頁
   [2] 傅斯年:《夷夏東西說》[A].《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下冊[C].南京.中央民族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5年.第1093頁
   [3] 聞一多:《伏羲考》[A].《聞一多全集》第一卷[C].三聯書店.1982年.第3頁
   [4] 聞一多:《伏羲考》[A].《聞一多全集》第一卷[C].三聯書店.1982年.第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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